9月21日，受11号台风“凡亚比”影响，信宜紫金所属的广东省信宜市银岩锡矿母坝被泥石流冲垮。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唐豪26日透露，环保部门将密切关注和监测信宜银岩锡矿尾矿溃坝影响的地区水库，避免重金属污染导致新的灾害。
近年来，重大水污染事件频发，对环境保护工作形成了严峻考验。尤其近期，发生在大连港区海域、巢湖的水污染案例，对水环境污染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在日前2010年中国世界环境经济论坛上，国家发改委智力引进办主任杜平指出，近年来，我国河流中劣五类水质的比重处于上升状态。2000年，可监测河床里劣五类水质仅占20.7%，2008年，已上升至27.4%。
水污染形势严峻
对于在部分领域、部分地区的水污染的严峻形势，杜平以医疗废水排放为例指出，2008年，我国的医疗废水集中排放程度仅为86%。在他看来，由于医疗废水不同于一般工业废水，其集中排放程度应为100%，而非80%或者90%。
另一方面，在大江大河沿岸，布局了大量的大型石化企业、钢铁企业等。“这些企业由于十几年的布局生产，也会带来很多问题，一旦发生水灾，可能就会带来麻烦。”杜平说。数据显示，2008年我国有4万平方公里的近岸海域属于中度污染。
“另外，中国农村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，在垃圾、粪便处理上很多地方还是‘空白’。”刚从某贫困地区回来的杜平，注意到当地农村没有公共卫生厕所。这一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非常普遍。他认为，生活污水处理的“空白”，将严重影响当地的土壤，地表水的渗透，也影响了地下水。而这些，成为农村一些疾病的根源。
经梳理发现，当前，水污染治理不彰是多种原因共同叠加的结果。
其一，由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。当前，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，正处于高速增长期。一方面，污染底子重，需要的治理力度大；另一方面，增量也较大，对水污染治理投入的“增量需求”亦相应增加。
其二，在城市规划与工业布局上考虑不足。比如，不少地方纷纷上马重化工企业，“有条件的要上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，缺乏对当地发展模式的思考。
其三，水污染治理资金不足。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透露，为了保证南水北调东线治污任务圆满完成，山东省在南四湖附近建设了新薛河人工湿地。但是，尽管只需3000万元资金，张波却得四处“化缘”。
江苏省徐州市环保局科技产业处处长胡永定则向本刊表示，当地仍属于“吃饭财政”，治污经费难以满足需求，从而造成当地一些包括污水处理厂在内的治污工程进度缓慢。
其四，“多龙治水”导致权责不明晰。记者在地方调研中了解到一个现象，每当有水环境污染治理的资金要下拨时，一些部门争相抢“资金”，但是，一落实到责任，却出现难以协调的局面。有地方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向本刊表示，水污染治理涉及污水处理厂建设、航运、农业等多个方面，相对应的则有建设、水利、交通、农业等多个部门，环保部门虽然具有法律赋予的统一监督责任，但是，这些责任在部门协调上却效力欠佳。
其五，出于多种因素考虑，一些地方政府对水污染治理敷衍了事。为了招商引资，很多地方政府对水污染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在治污设施建设上，重在“明处”，轻在“暗处”。具体表现为，重视污水处理厂的建设，而对事关污水收集率的地下管网建设，则因难以考核而重视不足。
其六，相关法律法规仍待完善。杜平指出，当前，我国水环境相关法律尚不完善，尤其在执法环节，“如何使它(指法律)落实得更好，我们好像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。”
区别化分类治理
事实上，近年来，为治理和保护水环境，有关部门已动作频繁，并取得一定成效。2000年至2008年，我国城市污水的处理率由34.3%提高到70%，工业废水的达标率，由77%提高到了92%。然而，要应对“污染底子重，增量也较大”的现实国情，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应对。
为此，杜平建议：一是提高区域或企业COD(化学需氧量)达标排放标准，对排污收费更加严格。设置在线实时监测系统，将使一些企业夜晚偷排污水的现象无所遁形。
二是对水环境事业采取区别化的支持和分类管理的模式。“上帝的给上帝，人民的给人民。”杜平说，对于重点江河源头地区的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，比如“三江”地区，城市水源地的保护，农村中小型病险水库的改造、维修，农村卫生厕所的建设，以及所有重点城市、重点流域、重点湖泊、近海的污染监控制度，由政府担当起责任。
而对于水环境治理相关产业，则可交给市场。政府要扩大市场准入，实行税收减免，提供财政补助，或者给予信贷优惠，确立灵活的定价机制，鼓励采取多种市场融资模式培育此类科技型产业。
“还要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，包括水环境的补偿机制，”杜平认为。
他同时指出，中国关于水环境为主体的法律法规还需要更加健全和完善；具体来说，在管理上，应逐步确立一个部门主管、若干部门配合的统一领导体系，而非“九龙治水”。
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0301号
